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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害怕出错?
2011-05-28 00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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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    关于中国人特别害怕出错的事情,我记得英国哲学家卡尔.波普尔的著作《猜想与反驳——科学知识的增长》一书翻译成中文版时,波普尔有一个自序说到中国人特别害怕犯错的现象。他表示很不理解。因为,如果要真正追求知识,探求真理,那么,犯错是必要的阶段。没有谁的认识能够绕过错误。因为波普尔认为,所谓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证伪的过程,也就是试错法。作为人,世界上并不存在全知全能式的认识方式。因此,每一种权威的科学理论与真知灼见,最终都是要被证伪,最后被新的有更强大解释力的理论所取代。这个过程就是,P1->TS->EE->P2,对于问题1,人们提出假说尝试解决(tentative solution)它。然后通过证伪来消除错误(error elimination),进而产生新的问题2。随着问题的深入,对问题作尝试解决的理论的正确性也就越来越高。科学知识的积累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,而更应该是新理论代替旧理论的质变。波普尔的认识论帮助人类消除了权威永久霸占垄断地位,从而让一切思想观点都要站在开放的时代,随时接受新的更有说服力的挑战。这既是爱因斯坦的思考方式与认识方式,也是科学知识的增长方式。这样的认识方式与唯物辩证法的那种全知全能,解释一切的方式大不相同,也与中庸之道不相同。这种方式承认人人可能会有错,所谓权威都只是暂时的,没有人能够在知识领域,在思想领域,成为万世师表,成为一统江山式的人物。
   因此,我带着一个有趣的问题去试探一个个儒家学者:你对卡尔.波普尔的证伪理论与试错法怎样看?我一个一个去征求儒家学者的看法,而且尽量找那些大牌的儒家学者,结果得到的答案主要是两个:一是,不知道有这个人,没有听说过.二是,知道他,但是,他的证伪论很浅薄,没有什么意义。前者不足论,因为人家不了解,世界上思想家那么多,不知道有一个波普尔也是正常的。问题是第二种。就是在有所了解的情况下作出了完全否定的判断。这个情况正符合我心中预期的答案。因为,儒家学者,圣人王与帝王师情结非常浓厚,不可能会喜欢那个试错法与证伪论的。因为这样一来等于完全扼杀了世界上存在圣人的可能性。与儒家学者讨论学术问题不但费劲,而且有时根本就无法勾通。因为一个要在在事实与逻辑的前提下,平等、自由、开放中探讨学术思想问题,而一个是代圣人直接来宣示真理的。这怎么可能讨论到一块?
   思想实验做完之后,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: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害怕错误?孩子就不用说了,即使成年人也是害怕错。小学生写错一个字,罚抄一百遍。数学算错一个题目,罚做二百道题。成年人更是害怕错。其实学习上的错误是难免的。没有错误就不可能会有真正的学习。西方教育界甚至干脆把教室定义为:创造出来,专门让孩子犯错误的地方。人从来不能够从做对的事情中学习到新的东西,只有从做错的事情中才能够学到。因此,在美国的学校,宽容错误,特别是孩子的错误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。如果学生不肯犯学习上的错误,还要创造条件让他们来犯,犯错误越早,学习就进入越早。否则就完全游离在真正的学习之外。美国著名教育改革专家雷夫.艾斯奎斯作为一个资深小学教师,他确实创造了56号教室的奇迹,其实,这只是一间狭小简陋的普通教室,但是由于他卓越的教育思想与对人和知识以及学习概念的深刻把握,他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。他在《第56号教室的奇迹》一书中用专门一章论述错误与失败对于真正学习的意义。有一次他请了一个医学博士来听他讲自然课,他自以为讲得很好,却没有想到他得到医学博士这样的评价: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自然课更糟糕的课了。他感到很奇怪,因为他自认为讲得精彩。因此,就进一步征求意见。医学博士说,很显然,你的课将会使你的学生不再喜欢自然科学工作,二十多年过去之后果然这个班没有一个学生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。医学博士解释说,真正的引导学生进入自然科学的课,一定是要放下书本,拿起实验器材。他们必须学习观察、实验、记录、分析。最重要的是,他们必须失败,并从失败中学习。要将学生引导到实验室,野地,直接面对大自然。然后让学生触摸,让学生自己动手做。在试错的过程中,去摸索,去培养兴趣。在学习过程中,失败是好事,没有失败就不可能会有真正的学习,也难以体验到学习的乐趣。有一次雷夫在给学生上火箭模式制造课。结果前来听课的老师发现,他的许多学生都将火箭模型做错了,然而雷夫老师坚决拒绝听课老师的更正。而要留给学生自己去发现错误,去更正错误。这个细节是非常重要的。事后雷夫是这样说的:切记,“失败”是由身为教师的我们认定的。在第56号教室,飞不起来的火箭不是失败,只有当学生停止解决问题的尝试时才算失败。学生学习上的失败与教育上的失败是两回事。学生做错了,这是学习上的暂时失败,可是如果学生愿意继续探索,寻找到原因,那么,这在教育上没有失败,相反正是教育的成功。许多人将学生犯错看成是了不得的事情,其实学生犯错正是良好学习的开端。
   中国的学校似乎始终在做一件事情,就是避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犯错。中国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,主动性差,勇气不足,探索能力与欲望都不强。害怕错误。实验不会做,外语不敢开口,严重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与批判质疑的精神。社会实践害怕出错。相反,权威崇拜情结非常浓厚。像武汉五道杜少年黄艺博同学,在读到“养不教,父之过,教不严,师之惰”时死也不肯读下去,因为,他认为这是在亵渎师长。正因为这样的品性,所以,他才得以成为那样的政治少年。总之,中国的学生大多就是温室里泡大的。
   中国的教育后面,其实就是中国的文化。中国的文化深受儒家圣人王与帝王师情结影响,而圣人是不会有错的。作为中国人几乎人人骨子里都有一幅圣人王情结。因此,探索与试错在中国人的思维里是行不通的。因为既然“天若不生仲尼,则万古如长夜”,而现在天竟然既生了仲尼,天下自然则万古长明了。在这种文化里,圣人王的出现,就是“天赋圣权”的结果。其他凡夫俗子,则只有服从的份。圣人是直接宣告真理的。那么圣人之言自然也是不允许质疑的。世世代代,通过科举考试,选拔做官的方式,不断强调这种不会错,更不容挑战与质疑的圣人之言。西方的《圣经》,即使是在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时,在教堂讲经布道时,还要通过制度特设一个思想深邃,思维敏捷,并且能言善辩的教士来充当魔鬼辩护士,以便让人把信仰建立在坚实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。可是,中国二千多年时间里,没有人可以质疑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。这也养成了中国人少有批判性思维,缺乏创造能力与发现意识。培养的只有循规蹈矩,权威崇拜,迷信盛行的民族性格。中国号称五千年文明,拿得出手的发明创造,只有区区“四大发明”,而且这些发明还是被视为“奇技淫巧”、“旁门左道”,而不能够登大雅之堂。他们不是中国正统读书人的产物,相反,他们只能够算中国传统文化的漏网之鱼。可惜,漏网之鱼实在太少了。
   中国“文革”时,没有写过检讨的人大概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了。因为他那“四个伟大人物”:伟大的导师,伟大的领袖,伟大的舵手,伟大的统帅。他是不会有错的,认为他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。那时如果谁敢说他也有错,轻则坐牢,重则杀头,立即会被判为“反革命罪”。毛是反孔的中国第二人。然而,在他们都不会错方面,他们所享受的待遇是何等的相似啊。谁说“文革”是反传统的?我看其实是最传统的,也是最黑暗的传统。中国数千年的文字狱与思想罪,绵延不绝,难道这会是偶然的吗?
   一个害怕犯错的民族,所犯的错常常会演变成罪恶滔天的罪。因为总也不肯作尝试,总也不肯去试试小错,所以错起来就非常离谱,而且无法无天,无法更正。这点倒是很象自然界的雷电现象。小电不放,积聚起来就是震天动地的大雷电。因此,中国人现在变成了主要两个特征:一是害怕犯小错,而终于积成大错。二是,犯大错,仍然不肯承认,更不肯更正。犯错其实不算什么,世界还找不到一个不犯错的人与民族,但是令人恐怖的却是错得离谱,错成指鹿为马,颠倒黑白了,仍然没有人敢站出来指正错误,而且要将指出错误的人关押起来,甚至杀掉。这才是无可救药的。